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导师介绍：黄力之

　　这样就“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一种批评模式，意识形态分析是否应该随着‘左’的思想路线的终结而退出文化批评舞台呢？或者说，毛泽东时期的错误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根本就不正确呢？我认为，感情不能取代理智，对文革时期意识形态批判怎么谴责都不为过，但执拗地‘告别意识形态’却是不可取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意形态论本身是科学的，当代世界的文化阐释仍然在验证并推进这一理论。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并发展马克思，这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在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正本清源之后，我提出：“意识形态论本身是一个真命题，可以构成一个真实的叙述角度。自觉地、客观公正地对当代审美文化进行意识形态解读，既是这二十年（指1978年至1998年—引者注）文化艺术史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这个真命题期望重新检验的历史愿望。”
　　我认为，由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原有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桎梏变成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也就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所有这一切，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
　　对这一分析，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14日发表署名文章是这样说的：“该书对于市民意识形态产生机制的分析是非常典范的……在对个案的阐释上，著者既充分注意把它们置放到坚实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又善于深入到文本内部加以细致分析，这样，使得《中国话语》的批评实践具有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特点，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批评原则在当代审美文化批评实践中的又一次成功运用。”
　　关于我的学术立场，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3年主编出版的《中国100所高等学校中青年教授概览》进行了介绍。2004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刘文斌教授的长篇研究论文《在“特殊文化国情”下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2001年课题成果之一），对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