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导师介绍：黄力之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自身以及它与当代文化、文明的发展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文化建构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期，这时候发生了苏联东欧的剧变，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而落入低谷。一些人认为现实已经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我在随后几年的考察中，特别是90年代中全球化现象加剧发展以后，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反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远见，至于历史发生曲折—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来看，也是毫不奇怪的，只要这个世界自己解决不了贫富分化和资本主义异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模式的出现就是迟早的事情，谁能说一百年中不出现的事就一百年后也不会出现？“历史的终结”永远也不会成为事实。
　　在这个背景下，我从文化问题入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疏理和验证，以此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在知识界一片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声浪中，我就不断地思考这个理论模式的历史命运，写了一系列论文，如：《文学与意识形态问题》、《体系框架中的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论”和“不平衡关系”没有同一性吗？》、《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终结》等。
　　如果说，我在90年代前期是着重从学理上回答非意识形态论者对意识形态论的诘难，那么到后期就着重进行历史实证工作，我认为，历史恰好在这个时候提供了验证意识形态论的一个机遇，我抓住了这个机遇，其成果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
　　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我提出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国情”这一概念：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到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模式的叙述“在意识形态分析的名义下，现代中国的相当数量的人文知识分子遭到了错误的批判，甚至丧失了生命，这沉重地挫伤了人们的文化生产积极性，为文化史留下了无尽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