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

　　大学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机构，办大学实际上就是在办文化。西北大学向来重视校史校情的研究整理和校园文化的建设发展，相继出版了《西北大学史稿》《西北大学大事记》《西北大学学人谱》《西北大学英才谱》《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西北大学年鉴》《紫藤园夜话》等书籍，比较系统和全面地记述阐发了学校的发展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文化精神。特别是在2006年参加了《漫游中国大学》丛书的编纂之后，进一步对学校的文化建设进行了梳理凝炼，编制了西北大学历史上第一部校园文化建设规划。近年来，学校还积极参加有关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课题研究，研究成果《锐意创新凸显个性着力建设特色鲜明的大学校园文化》获得陕西省优秀奖。三项成果获得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或者优秀奖。 西北大学在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大学职能的过程中，铸造着自己的大学精神，充分体现在“公诚勤朴”的四字校训和“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八字精神上。这是西北大学100多年办学传统与办学经验的文化积淀，根植于悠久的历史进程与深厚的校园文化内涵之中，是学校的“教育场”、“精气神”。它赋予学校特有的个性，是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核动力”。100余年来。西大的校训和精神，爆发出了强劲持久的内聚力 ，使西大人产生了一种精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激发出强烈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就好像一面屹立百年的旗帜迎风招展，指引着西大人奋勇向前。
　　
　　
　　一、自觉的使命意识----适于世用 报以国华
　　
　　西北大学的发展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自建校之日起，就胸抱炽烈的爱国热情，心怀远大的强国理想。适于世用报以国华，救亡图存兴学报国一直是西北大学精神文化的主脉和最强音符。
　　
　　建校兴学，爱国报国。百年西大，创建于风雨飘摇的晚清末年，苦斗于动荡不安的民国初期，中兴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新生于共和国百废待兴的火红年代，腾飞于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1901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中华民族危亡一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难西安，颁《兴学诏书》。1902年，陕西省地方政府创办陕西大学堂，这是西北大学的前身，它以“博古通今适于世用，砥砺德行报以国华”为目标培养了一批融通中西两学的庠序通才，报效国家，建设地方。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家建设积重难返，列强环伺，民族危难日趋严重，而西北闭塞人才匮乏，时任陕西都督张凤翙以“关系于现时之建设”“关系于将来之建设”“关系于外部之防御”的远见卓识，合并陕西的五所高等学堂，创立西北大学。1915年至1931年，西北大学数度离析又数度恢复，但强国之心报国之志却未曾有丝毫游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中华民族又一次陷入深重的民族危难之中，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一批著名高等学府内迁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汉中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地偏一隅不忘国家之难，流徙四野仍存杀贼之心，当时西北大学的办学思想即为“国难时期之大学，除基本课程外，自应注重实用，而任何课程皆须集中思想于救国的研究”。师生们深知：“上前线同敌人作战是救国，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西大人在民族危亡之际，高掣中华文明火炬，为救亡图存延续高等教育事业。很少有学校曾像西北大学这样深刻体验过民族危亡之苦，国家贫弱之恨；西北大学自创建之日起就具有自觉的使命意识，那就是兴学报国。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家百废待兴急需石油的状况，西大主动请缨设立石油地质专业，60年代为恢复我国联合国合法席位创建中东研究所。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大学更是焕发出强大的活力和勃勃生机，努力为国家建设民族复兴培养人才，为振兴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心系国家，追求进步。一个世纪以来，西北大学的命运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与时代和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广大师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国家利益为依归，既通过弘扬科学文化、奋发成才报效国家，又通过参加爱国运动、追求民主进步推动社会变革和祖国强盛。北平大学迁陕之前，其前身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生1903年发起“拒俄运动”，开近代学生爱国运动之先河，在“五四”和“一二．九”运动中，平大即为中坚力量，很早就成立了地下党组织。陕西高等学堂学生1905年发起了保护陕西路权的爱国义举。“五卅惨案”后，西北大学学生通电声援上海反帝斗争。1926年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出兵满洲。20年代，西大学生王孝锡在甘肃创建党组织。抗战期间，西大354名学生报名参军，要求奔赴抗日前线，尤其是郁士元教授，年逾四旬投笔从戎，“为抗战以来教授参军第一人”。解放前，西北大学追求民主进步蔚为风尚，许多学生加入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反动当局惊呼西北大学为“第二陕北公学”，1946年西北大学发生的“四一五”民主运动，在全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解放之后，西大师生兴教报国，求学报国，大批人才涌向祖国建设的第一线，绝大多数毕业生已成为所在行业、部门、地区的业务骨干、学术带头人和领导干部。学校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经济学家的摇篮”、“文学沃土作家摇篮”、“考古学的黄埔”。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是西北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和最根本的特质，西北大学师生关心国家大事，心系民族兴亡，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铭刻着爱国主义的精神印章。
　　
　　
　　二、卓绝的苦斗精神----艰苦创业 自强不息
　　
　　百年发展历程铸就了西北大学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淬炼出公诚勤朴的校训。在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精神的激励之下，西北大学历经坎坷却总奋然前行，几临困境却总闯过难关，数遭磨难却总到达彼岸。
　　
　　艰苦岁月，铸造精神。1912年张凤翙合组陕西五学堂创设西北大学，遭到北洋政府的极力阻挠，凭着“荡舟激流，势难中止”、“破釜沉舟”、“绝无停辍可言”的决心和勇气，西北大学才建立起来。1913年，时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文科学长崔云松讲到，“......吾陕之西北大学，苦学校也，经过之历史，苦历史也，诸君之入校肄业，苦学生也”。西北大学自诞生之日起，秉性之中即有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基因。1926年，河南军阀刘镇嵩率军围困西安城半年有余，西安军民弹尽粮绝，饿殍横陈。西北大学困苦不堪，师生于绝境之处，仍坚持办学，部分学生组织成立围城读书会，教授吴吉芳每天坚持辅导两小时。如此艰难困苦之际，工科水利道路工程班18名学生于当年毕业，被誉为“西北大学十八勇士”。1938年，时局艰难，西安临时大学颠沛流离于汉中城固，物资匮乏，困难重重，时任校长胡庶华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享受均谈不到，可是我们师生依然共同努力，发扬我们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虽然条件艰苦，但师生们乐观向上，于战乱之际使西北大学绛帐重开，弦歌复鸣。抗战胜利后，西北大学1946年迁回西安，师生在城固旧址勒碑留念，记述当年迁徙之苦、寓居之苦、救亡之苦。中国文学系主任高明教授撰写碑文，“......迩者东夷扇毒，猾乱华夏：首据关东势胜之地，续聘兵家诡诈之谋；陷冀鲁，取吴越，蚕食中原，鲸吞南国；名城尽下，海内骚然！于是，北雍学者，右学诸生，痛夫藩卫之失，耻与非类为伍；或驱车险路，或徒步荒原；或褰裳涉水，或策杖攀崖，餐风宿露，戴月披星，载饥载渴，载驰载奔，以莅止于陕西之城固......”。此碑已湮没于历史，但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已深深嵌凿在西大的心灵深处。迁至西安之后，内战骤发，时局艰难，筹款办学，日益蹇促，当时的大学校长们被戏称为“叫花子团”，校长杨钟健写到“三月味如何，困难历重重”，但他团结师生，克服困难，使西大渐有起色。解放初期，西北大学仪器设备严重不足，时任教务长的岳劼恒教授主张和支持开办工厂，自己生产和维修设备仪器，物理系龙际云教授办起了小型机械厂，加工仪器设备，满足教学之用。文革之后，西北大学的条件和环境虽然大为改善，但与其它规模相近的学校相比，仍有极大差距，特别是受到长期的条块分割、经费拮据的束缚与困扰。面对重重困难，全校上下众志成城，顽强拼搏，鼓起改革的风帆，抓住各种机遇，积极开拓大胆创新。联合办学使学校冲破了旧观念和旧体制的束缚，拓宽了办学渠道，改善了办学条件，闯出了办学生路。争取“211工程”，教授们向省上领导慷慨陈词，几至痛哭流涕，争取“省部共建”，西大人上下奔走，疲惫困顿从不放弃，“九五”“十五”“十一五”，埋头苦干，催生了一批标志性重大成果，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学校实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30年来，西北大学这所百年老校生机勃发活力强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西北大学在百年办学历程中铸就了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西大精神，也正是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西大精神一直在支撑、激励、鞭策着西大拼搏前进。
　　
　　自强不息，公诚勤朴。早在西北联大城固办学的艰难时刻，学校就淬炼出了“公诚勤朴”的校训。黎锦熙教授曾撰文阐述了“公诚勤朴”的含义。黎锦熙教授，湖南湘潭人，1937年随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后辗转汉中城固，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十年之久，历任国文系主任等职，与毛泽东有师生之谊。他讲到，“公诚勤朴”校风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诚”者天地之道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此足以去弱，弱源于虚，诚则实亦；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也；勤以开源，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止此，乃巧诈之反也。“公诚勤朴”的校训深刻地贯穿着“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西大精神，它激励和鞭策着一代又一代西大人坚持操守，不畏艰险，克服困难，奋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