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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导师介绍:阮仪三

  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苏州人。1956年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毕业留校。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

  人物简介

  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江苏苏州人。1956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1961年毕业留校。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城市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山西平遥古城和云南丽江古城保护的主要倡议者。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五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阮仪三之手,它们分别是周庄、同里、甪(lù)直、乌镇和西塘。

  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苏州、杭州、绍兴、洛阳、宁波等十数个城市政府顾问。

  2005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14年,成为首位荣获“亨利·霍普·里德奖”的亚洲人。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1]

  人物经历

  古城守望

  究竟是什么情结,让阮仪三对历史名城的保护“生死相许”呢?

  在同济大学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记者与阮教授面对面。说起古城镇,他的话匣子就很难关上:“过去的建筑是一群舞蹈家,一起翩翩起舞非常优美、有韵味。现在的许多建筑却都以我为主,各不相让,你穿红的,我穿黄的,站在一起很不协调。

  “各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一种韵味一种美感。过去我们的江南古镇,诗情画意,有很多的美感。西塘是婉约的,乌镇是秀美的,南浔是疏朗的……不信你去看看,确实就是这样的。前年,要修苏州到周庄的公路,当年乌镇在镇上修公路,这就好比在美人的脸上划一刀,你说多煞风景!“有人说我会骂人,你说那些古城镇的败家子,该不该骂?有的地方城市保护要拿三五百万说没钱,但建假古董却能花上亿。和他们说城市保护,不想接受就说我的观点新鲜。我说:我的观点不新鲜,你的脑子很糊涂。”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阮仪三教授说:“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一片开发建设中,我是真的忧心如焚。当时很少有人能听得进你的话。那我们就从推土机下抢救,救下一点是一点,只希望不要把我们好的东西都弄光。平遥古城就是那个时候抢救保护下来的。

  “2000年以后,我所担忧的是,许多人都看到保护取得成绩了,全国的假古董都垮了,而保护好的都名利双收,产生效益了。现在都晓得要保护了,也晓得申报世界遗产了。但当申遗成风,我就担忧了。现在担忧的是把保护看成是获取经济效益的一个手段。因为凡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造成的深层次破坏是根本性的。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做不好是从内部进行深层次的破坏,而且举的是保护的旗号。

  “现在保护要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从保护我们民族优秀的遗产来认识。中国城市的特色丢了,但还没丢尽,要求我们去恢复和创造,创造我们的新城市新风格。”

  “过去历史上从来不说宋代建筑、明代建筑、清代建筑,但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征。清代人不会去建明代建筑,明代人不会建宋代建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而我们现在仿明清仿西洋,欧陆风情泛滥成灾,这是文化贫瘠的一种表现。”

  阮仪三说:“新时代要创造自己的新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留存古代的遗产,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知道,这是清代的、这是明代的……而且它还在发展。我们给下一代什么东西?给他们一堆大杂烩?我们留存古建筑是为了研究借鉴,创造我们的新建筑。现在科技发达了,现代建筑都用钢筋混凝土了,高楼多了。但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不会改变,一年四季的气候改不了。人还是从自然中来的,现在城镇千镇一面。但原来江南六古镇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虽然它们在同一地域同一历史阶段形成,但由于本身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的演变、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古人讲天人合一。每所房子都有天井。我现在到处宣传天井。天井通天通地,是人与自然的结合。房子要包起来,要安全要保暖,防外来侵袭,但又要开朗、通天通地。天井,井通地,井就是泉,泉就是人的命脉。过去造房常发现人家里厅堂有井,原来是在房子改建中前面人家留下的井,他不好填了,因为堵了就堵了泉眼。这是尊重自然,因为泉眼是不会变的。有泉眼的水是清的。”

  阮仪三推土机下救平遥,这事许多媒体都报道过。其实,阮仪三保护古城镇的故事还有很多,这里就说说乌镇保护记。

  乌镇是著名作家茅盾的故乡,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古镇,乌镇的转船湾河埠头很漂亮。10多年前,阮仪三拿了国务院文化部的信去当地搞调研做规划,阮教授说,当时他有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是乌镇人。他们两人去乌镇做规划,还做了模型。当时做规划都是他们自己贴的经费。但规划做好一年后,他听说乌镇提出“旧镇换新貌”。因为茅盾故居有许多人来看了,没地方停车,要修一条公路。

  古镇本身很完整,十字型的街,要修公路不就把古镇破坏了吗?阮教授坐不住了,虽然当年从上海到乌镇还很不方便,要先到桐乡再换车,或到南浔换船前往。说服不了当地的有关负责人,他又跑到北京找有关部门,最后找到当时的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发了一个“茅盾故居不能破坏它周围环境”的函给浙江省政协。之后又赶到浙江,请浙江省政协发文给当时的桐乡县政协。这样,修路的事停了下来。

  但过了一年,1989年,路还是修了。而这事阮仪三两年后陪两个外国朋友到乌镇才知道,当时他真的吃了一惊,既心痛又气愤。到了20世纪90年代,周庄红起来了,同里也红起来了,乌镇的人也醒了,便找到了阮仪三。

  阮仪三对他们说:“你们要真保护,第一不是为了功利,第二要认真做,不要急得要死,想让我明天就拿出规划,后天就实施。古街都要铺石板,老桥都要恢复。”但亡羊补牢,乌镇还是幸运的,总算保护了下来。王德仁

  荷戟彷徨

  “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阮仪三以他的方式拼力保护中国古城遗迹。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文明”对自然、古迹的毁灭,他痛心、愤怒,奔走上书,四处疾呼,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延续,他不惜撞得头破血流,七十高龄斗志依然。他说:什么叫爱国主义?爱祖国,爱家乡,爱民族,就要知道自己家乡、自己民族的特点,这些无形的精神底蕴,是寓于具体的实物环境之中的,留下真实的历史生活环境,就是留下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一介书生,难改一把硬骨头,从地方骂到中央,不好的,阮仪三决不留情。于是“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一干子头衔挂在阮仪三头上.如果不是山西平遥与云南丽江因他倡导并亲自动手规划的10年后名噪天下,如果不是周庄、同里、甪(lù)直、乌镇、西塘、南浔在他主持规划后,为当地政府带来的滚滚财源,阮仪三也许就只是个在底层愤激的知识分子,就在同济大学默默耕耘。

  7月世遗大会在苏州举行,阮仪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授予“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是中国建筑和建筑教育界获此个人殊荣的第一人。

  现在申报遗产百分之百都为了一个利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世遗大会刚刚在苏州结束,中国排队申报的项目多达100多项,据说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申遗”动用上亿资金,但是这些城市其实并不具备“申遗”的条件,大量的资金更是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申遗热”似乎走向了反面。

  阮仪三(以下简称阮):以前我们要“现代化”,通通修马路修楼房,城市一个样,没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整个想法做法是浮躁的,若干年后我们会为此后悔。现在中国申报遗产的有一百多项,在我看来,绝大部分的出发点是有问题的,没有把它看成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存或自然的遗存,留作子孙后代发展的依据,而只看到它是个资源,申报了以后就是个敲门砖,敲经济之门、赚钱之门,门敲开以后这个砖就扔掉,钱到手你给他金砖他都不要了,因此,我看到很多地方申报遗产的过程是极其恶劣。

  房产商所谓的复古也就为一个字——钱!当他转为像洛克菲勒一样那情况就变了。而很多官员也一样,为什么现在申请世界遗产这么热,他要取得政绩,保位,不仅要做得好,还要爬得高,所有申报世界遗产成功的都升官了,这就是他的政绩了。因此为了完成他的政绩就会不择手段。

  《外滩》:那么“申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有“申遗”了才意味着保护文化遗迹?

  阮:问题就在此,不是世界遗产就不保护?我为什么花这么多功夫去保护江南水乡?申报遗产什么最重要?应该是进行保护!申遗的目的是放在世界范畴来监督保护。遗产不会产生直接的效应,它本身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物质层面需要我们进行很好的运作、开发、合理的利用。我们现在申报遗产的单位百分之百都为了一个利,什么利?开发旅游资源!旅游资源等于钱,即等于破坏!而且开发的手段全是一样——杀鸡取卵。还有一个为了满足申报乱拆,破坏原汁原味的风貌,造假古董。

  《外滩》:这些申报项目也得到其他专家的认可啊,是不是你阮仪三说好的地方就好?

  阮:当然不是,好的我当然说好,比如苏州,我认为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古城,它周围没有一幢高楼。我说实话,我每到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要紧急叫停。而我们有很多的专家迎合地方政府的做法,有的人到哪都是好话: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我帮你报。说好话当然容易。

  《外滩》:中国到现在有建筑保护这方面的法规吗?

  阮:没有,欧洲到1907年有了建筑保护法规、法律出台,1962年法国第一个出台了关于城镇的保护法,以后就有了城市的保护条例,但是中国没有,中国直到现在都没有,没有建筑保护法,更没有城镇保护法。

  我们保护的只是微乎其微

  《外滩》:当年外滩万国建筑博物馆是你参与规划的,上海在全国应该算是做得很好的城市。

  阮:上海在保护遗产方面比较重视,上海城市规划局专门调了同济大学的一位专家去当副局长,就是伍江教授。上海2003年还公布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全国只此一家。不过我要提一点,现在世界遗产也好,所保护的东西都是微乎其微的,上海划了十三个保护

  区,占上海总面积多少?几百分之一!苏州古城完整的保护也就平江保护区,一百分之一,上海近十亿幢建筑,保护的优秀建筑才389幢,对比一下伦敦多少?一万幢!日本多少?一百万幢!日本还有老百姓在不同时期内自己出钱保护,自己要求保护的村子164个,叫作传统建筑群。我们老百姓都不要,给他拆光,要住最新的房子,老房子破破烂烂。

  《外滩》:但是有个问题是老房子的居住环境确实太差了,比如以前的石库门房,这是个矛盾,必须要考虑人性化居住。

  阮:针对这种愚昧言论,我就写过文章驳斥。以前的石库门房子才住几个人?现在“七十二家房客”!七十二家房客当然不好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老房子不修!破了烂了就这样子了,石库门房子有很好的,前一进后一进,堂屋、两厢、厕所,上了楼还有亭子间呢!前面还有一个前厅呢,旁边还有侧厅呢,这种房子,至多七口人,会客有堂屋,做饭有厨房,还有小天地玩玩,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房子最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以来,五十年来,我们的房子没修过,为什么欧洲的房子那么好、那么漂亮?他一天到晚在修啊!同样的道理我们的房子也得修!

  《外滩》:国外老房子,居民是自己修还是政府拨款?

  阮:都是自己修,国家的房子国家修,自己的房子自己修,我们所有的房子全是国家的!这政策是有问题的。原来都是一家一户的,不要说远的,我小时候,一到梅雨季家家都要“捉漏”,一刮西风了,家家修门窗,家里有钱就要翻修了,十年八年翻一翻,以前讲偷梁换柱、移窗换门,用用又是几十年。我同济大学毕业那是1960年,第一月的工资60元,工资单里边第一项房租:0.26元!才占工资的四百分之一,两角六分钱修什么房子呀?光能养房管部门的职工的工资,那时一块砖还要三毛角咧!

  《外滩》:那你觉得要做到良性的运作,国家应当做哪方面的修整呢?

  阮:首先,房产都是变成自己的,自己世代有人住就有人管,一旦变成公家的,那就要国家出钱保护。如果政府觉得个人的房子是好房子,要留着,那政府应出钱补贴。现在各地的房子,你们拿照片看看,全是一个模子的!可是过去的房子就不一样了,江南古镇就是江南古镇,延安窑洞就是窑洞,北京四合院就是北京四合院,云南丽江它叫作“三房一造壁,四合五天井”,为什么四合五天井?遮蔽风雨,形成一个家庭的氛围,围绕家庭伦理的内在关系,屏蔽风雨,造成家庭和睦的关系,此即中国人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天井”中“天”同“天”,井同“地”,打井有泉,泉就是财富。这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的家庭细胞网络,造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把这些好东西全扔掉了,失去了传统,失掉了我们赖以生长的民族自己的土壤。

  差点死在九华山上

  《外滩》:你在保护这些古城中,有没有碰壁?甚至令你非常伤心的事?

  阮:你可以看看我的《护城纪实》,黎里、锦溪那些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大堆故事,那硬是把我赶走的,那现在它也挂着牌子:我江南名镇,我怎么怎么好。我都不想说,你好什么,最好的都给你弄掉了,我书里还讲了九华山,九华山去报世界遗产,我去看,一看我伤心得不得了,我那几天整天吃不下饭,欲哭无泪呀,那山上的庙呀实在是精彩,我亲自写的调查报告,申请国家文保单位的,可是现在,唉,在那里发生了很多故事,我都差点死在那里。

  《外滩》: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说九华山好,只你一人说不好。

  阮:我是1979年上九华山搞规划的,人说“九华一千寺,撒在云雾中”,我就想到后山区看看究竟有多少寺庙,我想几百个是没有问题,而且九华山的寺庙极其精彩,不同于那些金碧辉煌的庙宇,都是安徽民居式的,又与山形地貌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镶嵌到山里去的,一半山洞一半庙,最早从唐朝开始,一直到清末,非常有特点。悲哀的是现在全被破坏了,和尚有钱了,拆掉所有小庙建大庙。

  为调查这样的庙,我带着一个青年助手,连走了七天,那些山都有1000米以上,我们走的山路海拔500米,崎岖难找,要过“原始林”,甚至没有路,过了华严寺,就到了翠峰,突然听到后山噼哩啪啦的声音,那是砍树的声音,看到山上面中间有一条道,像头发剃过一样,把树砍掉后大木头就从这中间溜下来,底下有人在收,看上去砍树的人很多呀,我找到一个庙里的老和尚,他看得眼泪都要掉了,这些本是庙产,包产到户后,山民都去哄抢山林,包括干部在内,没有人管,我就从老和尚那里拿了锣,把他们叫下来,收了工具,不准走,一个个登记名字,然后训话,把他们骂走了,半夜里,老和尚把我和小胡拉起,拼命拽着我们往后山跑,大约半个时辰,我们到了后山顶,看到一排排火把、电筒,原来他们

  要来抓我们,想来我们不让砍树,又收了老百姓的斧头,把他们惹火了,幸好与庙里要好的佛教徒向老和尚报信,否则结果还难说。后来下山找青阳县的官员,哪知道县长不管、林业局长不管、管理处不管,我一人走在青阳县街上心想一定要把这些人告倒,否则违法乱纪国将不国。我直接向安徽省第一把手发电报说了这个事情,恰好他们在开党委会,对这事很重视,后来就查处了那批人,包括不管事的官员,我点了名的个个警告处分。如果那天不是老和尚报信,说不定我早就被打死在九华山上了。

  《外滩》:那你岂不是与人结怨了?

  阮:当然结怨了,所以我走在九华山上,背后有人吐唾沫的!

  每年古城

  调查自己倒贴一辆小汽车

  《外滩》:那么当年是怎么让平遥政府听从你的规划?

  阮:山西省建设厅规划处的处长是我们同济大学的,通过他去找山西省建设厅的厅长,当时叫建委主任,这位孙主任就说,行,既然你说规划不好,平遥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暂时不要拆了。当时房子已经拆掉几百幢阁楼了。说做规划口说无凭,我就回来带了十二个学生过去,做了规划之后,我知道这样光说还没用,就直接上京,找权威的人罗老(罗哲文)和郑老(郑孝燮),那时罗老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手上管钱,郑老是建设部总工程师,他们同时是全国政协的常委,我就叫他们去,因为我阮仪三当时一介讲师,人家不当你是回事情,我拉了他们去看,他们一到,省长也出来的,那么才定下来,按照我的这个规划去做。

  我就把那些写下来报国宝单位,就是城墙、镇国寺、双林寺,先拨款子修城墙,第一款是八万,相当于现在800万,古城就按照我的规划新旧分开,里面也要更新,但不可急。平遥为什么能保下来?提高人的意识是关键,我贴钱办了培训班,让那里的官员来同济大学学习,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的心腹,那边有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和我说。

  《外滩》:当年你开始着手做平遥规划时,经费是多少?

  阮:没有钱。还借了三千元去。回来还是用教授经费慢慢的还的。我每年进行的全国各地古城调查的经费花掉一辆小汽车的钱。

  《外滩》:这是你自己的钱,还是学校的经费?

  阮:是我自己贴钱的,每年在这个项目上花去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所以我买不起房子,现在学校的房子我和老伴两人也够了。

  《外滩》:学校拨有调研经费吗?

  阮:没有,零。这个很可悲的,我们国家不把这种调研当作科研。但我觉得很有价值,现在为止已经做了50个,做好了就把材料上报。我上课不止讲保护也讲发展的。

  现在我感到可悲的是,我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这个内容在中国还很不成气候,我现在是超龄工作,这样的内容在全国招研就我一家,法国那是一个大学院,超级学院,要工作七年以上才能念这个学院,英国这样专业的学校有七个,我们中国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博士生导师就我一个人在做。上海去年花在城市历史建筑保护上是1.4个亿,北京1.6个亿,全国加在一起大概是40个亿,蛮多了是吧,但是一个小小的苏州一年GDP6000多个亿,法国光是文化部辖的两个局,一个是博物馆局,一个是历史遗产局,一个局一年将近700亿,另外社会那方面投入也是1000多个亿,日本100亿,英国500亿,保护后面是有收入的。

  主要著作

  《旧城新录》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7版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1995.5版

  《江南六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版

  《护城纪实》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2版。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心录”

  主要项目

  江南古镇

  ●40多个江南古镇,我们才保了6个,很多都在这20年的现代化建设中给毁掉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做得还不够

  ●没有法律,很多事情就很难操作,很多时候靠的是一份良知

  6月3日,江苏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项目,获“2005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在2003年,“江南水乡六镇”就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度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在这些奖项的后面,有着同一个名字,那就是“阮仪三”。

  作为这些项目的主持者,阮仪三赫赫有名。在他的名片上,写着这样的称谓: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导、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建设部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还是法国文化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获得者。同时,他被民间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

  中国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年逾古稀的学者。眼前的阮仪三,两鬓斑白,精神矍铄,谈到激动之处,还会起身大声批评某些不正常的现象,让人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的真诚和可爱。

  为平遥要来第一笔保护修缮款

  记者: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5个镇的保护规划是你的手笔,包括山西的平遥。有个故事很传奇,说你“刀下留城救平遥”。

  阮仪三:上世纪80年代,平遥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兴土木搞发展,拆除很多建筑。我到平遥一看,当地扒开了城墙,一条大马路开进去,开了180米,拆掉30多幢明代建筑、100多幢清代建筑。

  我找到山西省建设委员会领导,要求给平遥做规划,保护古城。但光有规划也不行,还要有钱。我阮仪三一介讲师,人家不拿你当回事。我就直接上北京,找相关的领导。确定保护规划后,先拨款子修城墙,第一笔是8万元,别小看这8万元,它相当于现在800万元。

  记者:当初有很多古镇和平遥一样独具风格吧?

  阮仪三:对,周围的太谷、祁县、忻州、介休,都跟平遥一样。平遥和太谷就是姐妹票号城市,当时,太谷比它规模还大,完整的城墙,完全的钟鼓楼,完整的孔庙,完整的各种各样的坛庙,很多保存很好的民居。就在上世纪80年代,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城市被扒掉,拆掉旧城建新城,大马路开进去,汽车通进去,似乎现代化了。

  记者:一提建设,就是推倒重来。

  阮仪三: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它毁掉了很多好东西。在江南古镇中,我们才保了6个,而当时至少还有40多个,都在这20年的现代化建设中给毁掉了。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做得还不够。

  全国2000年以上的古城大约有2000多个,真正完整保护好的没几个。多年来,我们不是搞建设性破坏,就是做破坏性建设。

  上门游说保护理念却被赶出门外

  记者:后来还到处去游说你的保护理念,有没有困难?

  阮仪三:当时,去古镇游说“规划保护”,基本上处处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上海到江苏平望再到浙江湖州去的这条交通线上,都是非常典型的江南水乡城镇。譬如说柳亚子的故乡江苏黎里镇,就很有古镇风味:河的两旁是石板街、过街楼,镇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大宅。我从上海跑去跟镇长讲,要帮他搞规划、做设计。去的时候,我还把江苏省委开的介绍信给他看。可镇长根本不领情,说他们不要规划,他们这儿建设得很好,不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我把我的理念对他说,他很不耐烦地说:“你们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来实习,请你们赶快走。”我还想争辩几句,他就双手把我推出门去,还在院子里大吼一声:“这两个上海人啊,食堂里不要留饭给他们啊,不要卖饭票给他们。”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欢迎你?

  阮仪三:那个时候他们很得意自己搞的建设,我说三道四,不就是说他的建设不好吗?实际上他就是建得不好。但是他不懂,他不知道,他是无知者无畏。这种情况,我在好几个镇都遇到过。

  记者:都说知识分子脸皮薄,这样的待遇你还去?

  阮仪三:看到那么许多好东西被毁掉,心疼啊。后来我就改变策略,不找交通沿线的城镇,找一些所谓现代化开拓的意识还比较淡漠的地方。比如周庄,很偏僻,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

  自己掏腰包为周庄做保护规划

  记者:在周庄做规划顺利吧?

  阮仪三:也很难。我提出的规划方案是,先保护古镇,然后在古镇外面发展工厂。周庄的领导开始也不接受。后来,我不仅帮他们引来上海的工厂,还在规划时出点钱。当地领导就慢慢接受了。当时正好拿到一笔科研经费。我把这笔钱就直接汇到周庄的账号上,当时拿出了5000元。

  记者:后来,周庄的旅游也因此火起来了。

  阮仪三:这时候,为了进一步发展旅游,苏州市规划修建一条公路,准备从周庄的西北侧穿镇而过。在分管副市长的主持下,公路很快开到了周庄门口。我当时坚决反对,这条路把周庄的古镇格局给破坏了。周庄的领导说,算了吧,阮老师,不坚持了吧,我们胳膊扭不过大腿。我说,我不怕。实在没办法了,你开路的话,我躺到马路上去,让汽车把我轧死算数。

  记者:您这种做法不太像一个知识分子,很泼辣,还有点蛮不讲理。

  阮仪三:是那个领导不讲理。如果按照他的这种非常不科学的做法,会毁掉一个珍贵的古镇。对这种错误的东西你不抵制吗?我觉得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有人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纸上画画,不如首长一句话。我的理解是,你这个画要画得好,人家就觉得你不是一张废纸,首长一句话,也就吹不到你。

  当然,这更需要体制的完善。欧洲1907年就有了建筑保护法规出台,1962年法国第一个出台了关于城镇的保护法,以后就有了城市的保护条例。但是中国没有。没有法律,很多事情就很难操作,很多时候靠的是一份良知。

  希望有民间资金投入到古城保护中来

  记者:上海不是有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吗?

  阮仪三:上海在保护遗产方面比较重视。2003年,上海市公布了《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第一部有关保护历史街区和建筑的法规。上海的建筑保护走在全国的前列,目前已经有了13个保护区。不过,所保护的东西还是微乎其微。上海13个保护区的面积占上海总面积多少?只有几百分之一!上海那么多幢建筑,被保护的优秀建筑有多少?642处。在英国伦敦,有1万处保护建筑!

  记者:是因为没钱吧?

  阮仪三:钱确实是个问题。去年,法国政府用在建筑保护上的费用为4000亿元,同时,民间组织和群众投入2000亿元。而在上海,去年花在建筑保护上的费用总共为1.6亿元,这在国内已经算是最高了,完全来自于政府拨款。

  记者:那你的调研有经费吗?

  阮仪三:没有。政府没给我,学校也没给我,完全是我自己贴钱做的。

  记者:还自己贴钱?

  阮仪三:在做平遥规划的时候,为了培训当地官员,就把他们请到同济大学来学习。住宿费啊、讲课费啊、带他们去参观的支出啊,都是我自己贴的钱。1984年、1985年两年我办了3期培训班,虽然很成功,但也借了上万元的债,5年才还完。

  现在,虽然做规划有钱,但每年做调研的钱还是自己出,每年要花上近20万元。

  记者: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也很难激励别人去做。

  阮仪三:因此,也需要民间的支持。我正在操办一个基金会,目前已经批下来了。这个名叫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前期资金已经到位,有200万元。虽然这对濒危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只是杯水车薪,但我希望通过基金会的运作,吸引更多的人来关心城市遗产。

  现在,最让我担忧的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在国内难成气候。英国这样专业的学校有7个,我们中国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博士生导师就我一个人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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